从1.8%到0.5%：经济增速预期骤降，欧洲经济“火车头”熄火倒计时？

　　从年初至今，经济增速预期从1.8%一路被砍到0.5%，德国经济都经历了什么？

　　在欧盟委员会（下称“欧委会”）最新公布的对欧盟成员国经济增长的修正预测中，增速下调幅度最大的是欧元区“火车头”德国。被二次下调的德国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遭腰斩，从1.1%降至0.5%，不到年初增速预期1.8%的三分之一，这使德国今年经济预期增速在欧盟区排在倒数第二，倒数第一是意大利（0.1%）。

　　欧委会给出的理由是，全球制造业增速放缓导致订单数量减少及商业情绪悲观，考虑到德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以及工业结构，“德国的经济复苏要比预计的耗费更长时间”。

　　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的众多欧盟国家官员和智库学者都倾向于内因，认为德国这一轮的经济周期已经到头，包括经济结构、财政文化过于保守乃至人口老龄化等诸多原因。

　　不过有趣的是，德国经济学家却多将原因指向外部性风险，认为影响德国经济下行的很多因素都只是暂时的，关键要看全球贸易环境是否复苏。

　　外部性过大的“火车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显示，2017年德国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高达47%，高于欧元区（45.4%）、欧盟（44.4%）、高收入国家（31.2%）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28.8%）的平均水平，相比之下，法国这一指标为30.9%，英国为30.1%。

　　为此，在全球贸易局势并不稳定的2019年，德国经济预期被各大经济机构看低。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3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也将德国今年的增长预期下调至0.7%，给出的原因即是德国对出口依赖度较高。此次欧委会也持相同看法。

　　IHS Markit首席经济学家克莱恩（Timo Klein）称：“尽管从2011年以来，德国对出口的依赖程度降低，但仍然高于几乎所有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因此，全球增长和贸易放缓对德国经济的影响要大于其他国家。”

　　德国经济研究所（DIW Berlin）预测及经济政策部副主任容克（Simon Junker）也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德国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工业份额，并表现出强烈的出口导向，同时高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因此，德国特别容易受到贸易中断的影响。”

　　IFO经济研究所商业周期分析与预测部主任沃尔默施尔瑟（Timo Wollmershäuser）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制造业对德国总附加值（ GVA）的贡献要比欧盟其他国家高26%，其中欧盟国家的平均比例仅为德国水平的三分之二。” 因此，沃尔默施尔瑟认为，在全球工业周期冷却时期，德国受波动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欧盟其他国家。

　　此次欧盟认为德国和意大利将成为欧盟国家中仅有的2019年经济增速预期低于1%的国家，而欧盟核心国之一的法国经济增长预期保持在1.3%不变，希腊和西班牙的经济增速也维持在2.2和2.1%，东欧国家波兰则成为上调幅度最大的欧盟国家，从3.5%上调至4.2%。

　　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重要智囊，法国外交部分析、预测与战略中心前主任瓦伊斯（Justin Vaïsse）对第一财经记者解释，法德有着非常不同的经济体系。“德国有出色的出口机制，所以德国经济在全球增长时期是很好的。但当整个环境不太好，像今年这样，德国的出口机制就不行了。”他说。

　　此外，也要看到的是，还有一些技术因素影响德国的经济发展。克莱恩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2018年下半年以来，占据德国经济重要地位的汽车业不得不应对新的排放测试（WLTP），需要在2018年9月前重新认证每个汽车模型的资格。然而，一直忙于处理柴油丑闻的技术人员无法及时进行所有测试，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处理认证成功前无法售卖的库存积压，最终导致汽车产量减少。”

　　另外，他解释说：“2018年的极端干旱导致河水水位处于低位，尤其是莱茵河情况严重，这使得包括大宗商品在内的货物运输被迫大幅减少。”

　　财政保守能改么

　　欧委会指出，德国具有弹性的国内需求是支撑其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并表示“如果外贸逐渐复苏，私人消费稳步扩张，在收入增长和财政扩张的助力下，德国的GDP增长可能在2020年达到1.5%，这也是受到‘日历效应’的强烈影响。”

　　对于所谓“日历效应”，克莱恩告诉第一财经记者，2019年经济预期低也有时机不幸的原因：“出于算法原因，2018年的GDP下降也抑制了2019年的平均增长率。这意味着，即使今年德国随着时间发展经济逐渐复苏，对2019年的平均水平也无济于事。”

　　克莱恩称，此前影响德国经济的负面因素大多是周期性而非结构性的现象。他预计，从2019年接下来的几个月直到2020年初，德国平均季度增长率约为0.2%~0.3%。

　　克莱恩表示：“这个数字虽然不是很大，但距离衰退也有一段距离，这要归功于德国国内消费和在建筑领域强劲投资带来的弹性。”不过，克莱恩也认为，尽管德国持续的财政谨慎有助于中近期国内的金融和政治稳定，但如果强劲的收入增长能被更广泛地用于投资，可以提升德国的长期增长潜力。

　　今年3月，德国财政部长舒尔茨终于放松钱袋，宣布在未来四年内拨出超过1500亿欧元用于基础设施、教育、住房和数字技术投资。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建筑业发展，从2018年下半年以来建筑业年增速达到3%以上。

　　沃尔默施尔瑟说：“在制造业的停滞中，以国内为导向的服务业，特别是建筑业的强劲增长，为德国经济的复苏做出了积极贡献。”

　　不过，长期以来德国对财政刺激计划异常谨慎，即使面对IMF和欧委会的多次敦促也不松口。正因如此，德国经常因其巨额经常账户盈余而招致批评。

　　譬如，马克龙称，如果德国想成为欧洲复兴的主导力量，就应该放弃对财政保守主义的“迷信”。IMF总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甚至称，德国等国家经常账户盈余膨胀是造成其他地区保护主义抬头的部分原因。

　　对德国这种保守的财政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副主任胡琨对第一财经记者解释道：“德国奉行以竞争秩序为基础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在这一经济治理模式下，国家应优先建立和维护促进市场完全竞争的经济秩序，辅之以必要的国家干预和社会政策。”

　　由于德国认为过度的国家干预会损害竞争，胡琨称，德国的财政政策因此呈克制和平衡导向，只有在经济稳定受到威胁时，依托财政实施的经济干预才有可能出现，而且即使实施，也是非常克制的。。

　　胡琨介绍，即便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德国实施的战后规模最大的“稳增长计划”总额也只占德国GDP不到1.5%。他补充道：“但由于政策理念清晰、应对精准，效果确实相当明显，德国经济迅速企稳，重回增长轨道。”

　　汽车税扰乱复苏步伐

　　展望未来，各机构在预测中都将汽车税列为对德国经济增长的重大干扰因素。

　　克莱恩也警告称：“如果未来几个月美国对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征收重大关税，那么情况会大为不同。这不仅仅是因为德国格外依赖出口，而是因为这些因素会伤害全球范围内企业的信心。”

　　瓦伊斯指出，德国人与美国有巨额盈余，我们（法国）没有，法国与美国只是达到贸易平衡。根据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8年德国对美盈余为682亿美元，是美国第四大贸易赤字国家。

　　而在该巨额盈余中，汽车贸易则占了显著的位置，根据德国Ifo经济研究所计算，如果美国开征25%的汽车税，长期来看，德国对美汽车出口将下降50%。这意味着德国汽车对外出口总量将下降7.7%，大概是184亿欧元。

　　目前美国商务部已经如期将针对进口汽车及零部件“232调查”的调查报告提交给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8日，美方则有可能宣布是否开征全球汽车税的决定。

　　不过数位美贸易律师均指出，如仍在谈判中，特朗普政府可选择推迟该汽车税决定，最晚或推迟至11月14日。

　　欧盟方面此前多次表示，若美方执意推行汽车税，欧盟将对200亿欧元美国产品实施关税，以进行还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