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短缺的真相
发表时间：2013年01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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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经济中，中国据最新统计人数已超2.5亿的农民工大军是最重要但也是最少被了解的因素之一。
近年来，中国工资水平的大幅攀升以及人们对中国农村劳动力储备正在枯竭的担忧，已经向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发出了警讯。
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孟昕对中国农民工劳动力的详尽调查却显示，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孟昕2012年调查的结果刚刚出来，《中国实时报》栏目便赶紧找到她，并以吊销她的城市户口相“威胁”，要求孟昕将她调查报告的主要结论透露给我们。对孟昕的访谈内容做过编辑处理，以便更简明扼要。
《中国实时报》: 请和我们谈谈你的调查情况。
孟昕：过去五年中，我们这个考察中国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迁移情况的项目一直在关注着这一过程中发生的变化。
调查在九个省份的15座城市进行，这些城市既包括广州和上海等中国主要的出口地区，也包括成都等中国内陆地区的大城市。我们调查了5,000户向城市迁移的家庭。
《中国实时报》：2012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的工资增长速度出人意料地出现了下降。
孟昕：过去五年中，农民工的工资出现了大幅增长。2008至2012年期间，工薪阶层每年的月工资和小时工资增幅分别为12%和14%。2010至 2011年期间，实际小时工资增幅甚至更高达23%。
但在2012年，工资似乎不再以这种巨大的幅度增长。2011至2012年期间，实际小时工资增幅只有3.7%。如果不包括那些具有更多经验和更高技能水平的工人，其他人的工资在2012年只增长了1.7%，远低于2011年的23%。
《中国实时报》：你认为工资增长幅度为什么会下降得这么厉害？
孟昕：2010至2011年期间的工资增幅高得不同寻常可能是一个因素。有证据显示，这一非常高的增长幅度可能并非单纯是一种市场力量推动下发生的现象。
在我们抽样调查的那些城市，2010至2011年期间最低工资平均增长了19%左右。在那些位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平均最低工资的增幅甚至更高。
这可能显示，许多城市的地方政府正利用最低工资标准的设定来干预当地产业结构的调整。近年来，更加发达地区的城市一直在谈论提升当地经济在产业链上位置的重要性，并试图缩小当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规模。
或许，这些城市的地方政府决定不直接出面挑选哪些产业可以继续留在当地，转而以最低工资标准为政策手段，推动低工资、低附加值产业离开当地。
当经济状况良好时，政府干预可能会更加有效。当经济状况不好时，市场力量将起主导作用，地方政府认真执行劳动法的可能性会降低。这或许是2012年工资增幅出现下降的原因。
《中国实时报》: 我们听了太多有关工人短缺的话，但你的调查结果却显示，中国有大量处于工作年龄的成年人依然生活在农村。
孟昕：自从2004年以来，有关中国城市缺乏农民工的报道一直不绝于耳。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已经没有剩余的农村廉价劳动力。但我们却从自己的调查数据中发现，2010年只有约25%的农村户口劳动力到城市打工，而且他们在城市居留的时间也相对比较短，约为七至九年。
这是因为农民工在享受城市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方面存在制度性限制。当农民工想要结婚生子时，当他们失业、生病时，或者当他们需要照顾上学的孩子或父母时，他们除了返回家乡别无选择。
如果假设农民工享受城镇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的限制被废除，同时假设农民工在城市逗留的时间因此增加一倍，任何所能想象的劳动力短缺现象都会消失。
《中国实时报》：鼓励农村居民迁居到城市意味着必须改善农民工不易享受城市服务的现状。从你的研究结果来看，这方面有何进展？
孟昕：情况正逐渐好转。拥有失业保险的农民工比例从2008年的11%增加到2012年的21%。拥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工伤险的农民工比例分别从2008年的13%、18%和17%增加到2012年的27%、31%和23%。
然而，在城市工作的绝大多数农民工仍然没有任何保障。此外最近几年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占比似乎出现大幅下滑，从2010年的66%降至2012年的59%。
《中国实时报》：农民工和拥有城市户口的工人所拿的工资一样吗？
孟昕：农民工工资总是要低一些。按每小时工资计算，2009年农民工平均工资只有城市户口工人的45%。
这种状况在过去15年没有得到改善。我发现在1995年时，上海农民工每小时工资只有城市户口工人的50%。到了2009年，上海农民工的每小时工资仅为城市户口工人的40%了。
《中国实时报》：有什么证据表明农民工在城市逗留的时间延长了吗？
孟昕：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城市工人在十八九岁或20岁出头开始工作，然后在五十八九或60岁出头退休。所以一个城市工人一生大概工作35到40年。
然而，由于存在迁居限制，农民工目前平均在城市工作八到九年。我们的数据显示，农民工在城市逗留的平均时间从2008年的7.8年提高至2012年的8.9年，五年时间内增加了一年。所以说，农民工留在城市的时间的确延长了，但这一变化还是太慢。
在城市逗留的时间延长不仅增加了城市急需的劳动力供给，也对个人的生产力和工资有利。我们假设其它条件不变，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时间每增加一年，他们的工资能上升2%。有证据表明，在过去24年来这一比例的加薪每年都会发生。考虑到当前农民工在城市的平均逗留时间为九年，这意味着人力资本出现了大量浪费。
《中国实时报》：想要改变这一现状，中国新一届领导人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孟昕：这些政策已经存在好几年了，但执行起来却非常缓慢。主要原因在于在政治和经济上有很多复杂因素。
例如自2008年以来中央政府推出了一项新的法律，要求所有雇主为农民工缴纳医疗、失业、工伤和养老保险。
这一政策应该由当地政府强制执行，但地方政府这样做的动力不足。强制执行这项政策意味着劳动力成本会明显增加，这对当地经济增长有直接影响。反过来看，如果有办法规避，雇主不太可能为雇员支付这些费用。
当前的财政制度安排也不合理。在中国，中央政府通过法律、阐明国家的政策意图，但执行政策并为其买单的却是地方政府。
因此，有必要对当前的公共财政体制进行重大改革：要么集中财力用于社会福利体系，要么大幅增加地方政府能够调配的资源。
近年来，中国工资水平的大幅攀升以及人们对中国农村劳动力储备正在枯竭的担忧，已经向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发出了警讯。
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孟昕对中国农民工劳动力的详尽调查却显示，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孟昕2012年调查的结果刚刚出来，《中国实时报》栏目便赶紧找到她，并以吊销她的城市户口相“威胁”，要求孟昕将她调查报告的主要结论透露给我们。对孟昕的访谈内容做过编辑处理，以便更简明扼要。
《中国实时报》: 请和我们谈谈你的调查情况。
孟昕：过去五年中，我们这个考察中国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迁移情况的项目一直在关注着这一过程中发生的变化。
调查在九个省份的15座城市进行，这些城市既包括广州和上海等中国主要的出口地区，也包括成都等中国内陆地区的大城市。我们调查了5,000户向城市迁移的家庭。
《中国实时报》：2012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的工资增长速度出人意料地出现了下降。
孟昕：过去五年中，农民工的工资出现了大幅增长。2008至2012年期间，工薪阶层每年的月工资和小时工资增幅分别为12%和14%。2010至 2011年期间，实际小时工资增幅甚至更高达23%。
但在2012年，工资似乎不再以这种巨大的幅度增长。2011至2012年期间，实际小时工资增幅只有3.7%。如果不包括那些具有更多经验和更高技能水平的工人，其他人的工资在2012年只增长了1.7%，远低于2011年的23%。
《中国实时报》：你认为工资增长幅度为什么会下降得这么厉害？
孟昕：2010至2011年期间的工资增幅高得不同寻常可能是一个因素。有证据显示，这一非常高的增长幅度可能并非单纯是一种市场力量推动下发生的现象。
在我们抽样调查的那些城市，2010至2011年期间最低工资平均增长了19%左右。在那些位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平均最低工资的增幅甚至更高。
这可能显示，许多城市的地方政府正利用最低工资标准的设定来干预当地产业结构的调整。近年来，更加发达地区的城市一直在谈论提升当地经济在产业链上位置的重要性，并试图缩小当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规模。
或许，这些城市的地方政府决定不直接出面挑选哪些产业可以继续留在当地，转而以最低工资标准为政策手段，推动低工资、低附加值产业离开当地。
当经济状况良好时，政府干预可能会更加有效。当经济状况不好时，市场力量将起主导作用，地方政府认真执行劳动法的可能性会降低。这或许是2012年工资增幅出现下降的原因。
《中国实时报》: 我们听了太多有关工人短缺的话，但你的调查结果却显示，中国有大量处于工作年龄的成年人依然生活在农村。
孟昕：自从2004年以来，有关中国城市缺乏农民工的报道一直不绝于耳。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已经没有剩余的农村廉价劳动力。但我们却从自己的调查数据中发现，2010年只有约25%的农村户口劳动力到城市打工，而且他们在城市居留的时间也相对比较短，约为七至九年。
这是因为农民工在享受城市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方面存在制度性限制。当农民工想要结婚生子时，当他们失业、生病时，或者当他们需要照顾上学的孩子或父母时，他们除了返回家乡别无选择。
如果假设农民工享受城镇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的限制被废除，同时假设农民工在城市逗留的时间因此增加一倍，任何所能想象的劳动力短缺现象都会消失。
《中国实时报》：鼓励农村居民迁居到城市意味着必须改善农民工不易享受城市服务的现状。从你的研究结果来看，这方面有何进展？
孟昕：情况正逐渐好转。拥有失业保险的农民工比例从2008年的11%增加到2012年的21%。拥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工伤险的农民工比例分别从2008年的13%、18%和17%增加到2012年的27%、31%和23%。
然而，在城市工作的绝大多数农民工仍然没有任何保障。此外最近几年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占比似乎出现大幅下滑，从2010年的66%降至2012年的59%。
《中国实时报》：农民工和拥有城市户口的工人所拿的工资一样吗？
孟昕：农民工工资总是要低一些。按每小时工资计算，2009年农民工平均工资只有城市户口工人的45%。
这种状况在过去15年没有得到改善。我发现在1995年时，上海农民工每小时工资只有城市户口工人的50%。到了2009年，上海农民工的每小时工资仅为城市户口工人的40%了。
《中国实时报》：有什么证据表明农民工在城市逗留的时间延长了吗？
孟昕：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城市工人在十八九岁或20岁出头开始工作，然后在五十八九或60岁出头退休。所以一个城市工人一生大概工作35到40年。
然而，由于存在迁居限制，农民工目前平均在城市工作八到九年。我们的数据显示，农民工在城市逗留的平均时间从2008年的7.8年提高至2012年的8.9年，五年时间内增加了一年。所以说，农民工留在城市的时间的确延长了，但这一变化还是太慢。
在城市逗留的时间延长不仅增加了城市急需的劳动力供给，也对个人的生产力和工资有利。我们假设其它条件不变，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时间每增加一年，他们的工资能上升2%。有证据表明，在过去24年来这一比例的加薪每年都会发生。考虑到当前农民工在城市的平均逗留时间为九年，这意味着人力资本出现了大量浪费。
《中国实时报》：想要改变这一现状，中国新一届领导人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孟昕：这些政策已经存在好几年了，但执行起来却非常缓慢。主要原因在于在政治和经济上有很多复杂因素。
例如自2008年以来中央政府推出了一项新的法律，要求所有雇主为农民工缴纳医疗、失业、工伤和养老保险。
这一政策应该由当地政府强制执行，但地方政府这样做的动力不足。强制执行这项政策意味着劳动力成本会明显增加，这对当地经济增长有直接影响。反过来看，如果有办法规避，雇主不太可能为雇员支付这些费用。
当前的财政制度安排也不合理。在中国，中央政府通过法律、阐明国家的政策意图，但执行政策并为其买单的却是地方政府。
因此，有必要对当前的公共财政体制进行重大改革：要么集中财力用于社会福利体系，要么大幅增加地方政府能够调配的资源。
稿件来源：道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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