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调查：6成无归属感 8成不会干农活
发表时间：2012年0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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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份针对安徽省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显示，80%的人基本上不会干农活。“不会种地，回到农村对我来说已不现实”，“我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多年，有了很深的感情，但城市商品房太贵，想要扎根下来同样不现实”……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的距离未必近了，但离乡土的距离却实在远了。摇摆于城市和农村之间，何处是安居乐土，何处是精神家园？
A
故土难回
多数不会干农活
20岁的陈强去年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便从湖南来到北京，在父亲经营的复印店帮忙。在北京打拼了十多年的陈爸爸用几年的积蓄在中国人民大学一处矮房中开了一家复印店。“我们家从我爸爸开始就不怎么种地了，我在老家的时候一直在读书，没下过田。家里的田荒了很久，前两年租给别人种了。”陈强对记者说。
像陈强这样，“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被定义为“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提法，在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被使用。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已超过1亿人，占农民工总数的61.7%，占全国职工总数近一半，已成为产业工人的主力。
安徽省合肥市十多名人大代表对该省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显示，这个群体还有着许多与父辈不同的特征：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温饱问题在他们头脑里没什么概念，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最重要的是，他们大多已经没有了安居故土的技能：80%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上不会干农活，38%的人从来没有务农经验。清华大学“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一项针对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区域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也显示，44%的人完全没有务农经历。
为此，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曾表示，对“80后”、“9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可能把他们拒绝于城市之外”，理由有三：其一，这些人中，多数人本身没有地，农地二轮承包时就没有分到土地，根本就无地可种；其二，他们从来就没有种过地，一离开初中或者高中的校门就到城市务工；其三，他们中的多数人出来后就没有想再回去种地。
事实也的确如此。安徽省人大代表的调查还显示，省内超九成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留在城市，57%的被调查者希望在城市定居，而前述清华大学课题组的调查数字为58.4%。
除了没有土地、不会农活的现实制约，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回乡的心理因素更为丰富多样。
小潘来自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目前在北京中关村(6.28,-0.13,-2.03%)鼎好电子大厦一家笔记本电脑专柜工作。已经在北京打拼了8年的他不愿回乡：“现在农村跟我一般年纪的基本都出去了，我要留下来的话连个能说上话的人都没有。”
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小潘如今与城市青年并无二异，与同事讨论的话题都是各种电子产品，衣着基本都是一些品牌的打折款，麦当劳、肯德基对他而言也早已不是“稀罕物”。在村里乡亲的眼中，做派越来越洋气的小潘很“另类”，而每次谈及硬盘、光驱时，乡亲们的一脸茫然也让小潘总觉得他们“啥也不懂”。
此外，回到农村还事关“面子”问题。“在村里，大家都认识，左邻右舍、亲朋好友会互相比较，看谁混得好。我在外面这么多年，要是最后回去种地，就算人家不说啥，我自己脸上也挂不住。”小潘说。
B
融入不易
超六成缺乏归属感
北京是一个令许多打工者向往的地方。2003年就来到这里从事运输的李忠旺说：“现在虽然生活条件好了点，但不知怎么总觉得自己孤零零的，特压抑。”
今年7月5日首届全国农民工社会工作服务创新研讨会上，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赵长保介绍，在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超过六成的人对自己务工的城市缺乏归属感。
炎炎夏日，在朝阳区定福庄东街的一处早餐摊子前，“80后”小夫妻王东(微博)科夫妇正在炸油条。他们2004年来到北京，居住条件多年没有改善。“住在30多平方米的出租房里，除了堆放面粉杂货之外还要存放拉货的三轮车，出入都要侧着身子。”王东科告诉记者。
但是王东科夫妇并不觉得辛苦，因为女儿是他们在城里奋斗的强大动力。但同时，成为留守儿童的女儿也是他们的无奈：“我们回家的时候，女儿都不到我身边来，叫她，她常常躲到她奶奶身后……”
让孩子来到北京，夫妇俩目前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没有北京户口，上学不易。而且把老人接过来照顾孩子，有个头疼脑热在北京也要花不少钱。”王东科说。
“没有合适住房”、“子女入托入学难，费用太高”、“家庭收入偏低”和“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不高”……这是很多农民工的生存写照，王东科的苦恼也正说明，新生代的农民工同样存在这些融入障碍。
同时，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更有维权意识，对工作待遇以及幸福感都有较高的追求，理想与现实产生冲突后，心理上的不被接纳感更为严重。
安徽省团委课题组2010年对全国多个省市调查、于2011年形成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研究报告》中显示，最让新生代农民工难以接受的是，看到城市里的同龄人过着时尚、青春、阳光的生活，而自己则过着清苦、单调枯燥的生活，有36.5%的人感到得不到尊重，37.2%的人出现过痛苦失望，9.7%的人产生过愤怒报复心理。
C
何去何从
城乡两头求解
新生代农民工，应该回乡还是留在城里？这不仅仅是这群年轻人自我意愿的选择，也是城市居民心中的纠结。毕竟，他们在中国城市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方面城市需要他们。
北京“鸟巢”体育场，广州“小蛮腰”电视塔，天津滨海机场……这些建筑的工地上都曾留下他们的身影。“80后”、“90后”农民工正成为城市建设者的主体。随着城市城镇化的脚步加快、城镇规模的扩大，专家也表示城市需要更多劳动力的补充。
同时，农村对劳动力的需求其实减少了。在回应一些人“耕地无人种，粮食没保障”的担忧时，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陆学艺对记者表示，2011年我国农业生产耕地、播种和收获机械化水平已达52.28%，我国粮食也实现“八连增”，“这足以证明以农村现有的劳动力种18亿亩耕地是可以保障我国的粮食供给的。”
“这些转变给农村的劳动力提供了新的就业方向，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可以从土地中走出来。”陆学艺说。
“城市必须放宽胸怀，拆除围墙，欢迎新市民的到来。”在韩长赋看来，拆除围墙的第一步是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
2010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未来要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此外还指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无论是社会融入还是心理融入，需要拆除的“墙”还有很多，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墙”、参与城市公共文化生活的“墙”等。“融入”还有很长一段路，但促进“融入”的措施正在推进。比如新《劳动合同法》从工伤、职业病的鉴定、赔偿等方面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新《社会保险法》规定，基本医疗保险关系随本人转移，解决了新生代农民工因流动性而产生的社会保险转移的问题。
另一方面，新农村建设也需要他们。
“吸引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对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很有必要的。”陆学艺说。同时，“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中国不可能把大部分农民转成城市户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徐小青表示。
不少专家认为，培育和吸引新一代农民经营农业，吸引新生代农民工返乡从事农业活动，国家政策要大力鼓励支持农村培训，才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不会农活、回乡没事干的尴尬。
徐小青还认为，让农民愿意从事农业活动的最好办法就是创造好的农业生产环境，包括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生活环境，拓展农村周边二、三产业的发展。
很多地方已经行动起来，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回乡创业。除了“阳光工程”和“雨露计划”等培训项目之外，2010年河南省还为返乡农民工发放小额担保贷款20.6亿元，共扶持4.8万农民工创业。
“政府要改变创造就业机会‘只找老板’的老观念，可以培养一些小老板，对有技术的返乡农民工给予资金、政策支持。”陆学艺认为河南省的做法是很好的尝试。
在国家政策层面求解的同时，陆学艺表示新生代农民工也应改变旧观念。“白领们逃离北上广其实对新生代农民工也是一个启示。”陆学艺说，“新生代农民工也应该转变就业观念，留在大城市并不一定适合自己，回乡就业未尝不是一个选择。”同时他也强调，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也应付出努力，“认清当前的就业现状，主动提高自身能力，不能等着天上掉馅饼。”
链 接
称谓变迁
“打工仔”、“打工妹”：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设立经济特区，市场经济建设及现代化发展步伐加快，需要大量劳动力，于是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没有城镇户口的农民到城市后与拥有城镇户籍的市民隔着一堵无形的墙，于是城里人习惯把男的叫“打工仔”，女的叫“打工妹”。
“农民工”：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使得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和管理有所松动。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把“农民工”概念写入中央文件，并对全面系统解决相关问题给出指导性意见。
“新生代农民工”：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主要是指“80后”、“90后”的农民工。
“进城务工人员”：进入新世纪(12.08,0.05,0.42%)，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巨大。与此同时，人们对他们的称呼也有了新称谓——“进城务工人员”开始被广泛使用。
政策保障
2005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意见》明确要求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完善劳动合同制度、加强务工农民的职业安全卫生保护并逐步建立务工农民社会保障制度。
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
《意见》是一部以中央政府名义发布、全面系统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指导性文件，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对农民工问题的高度重视。文件涉及农民工工资、就业、技能培训、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公共管理和服务、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土地承包权益等各个方面的政策措施。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
文件指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统筹研究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后城乡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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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土难回
多数不会干农活
20岁的陈强去年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便从湖南来到北京，在父亲经营的复印店帮忙。在北京打拼了十多年的陈爸爸用几年的积蓄在中国人民大学一处矮房中开了一家复印店。“我们家从我爸爸开始就不怎么种地了，我在老家的时候一直在读书，没下过田。家里的田荒了很久，前两年租给别人种了。”陈强对记者说。
像陈强这样，“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被定义为“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提法，在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被使用。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已超过1亿人，占农民工总数的61.7%，占全国职工总数近一半，已成为产业工人的主力。
安徽省合肥市十多名人大代表对该省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显示，这个群体还有着许多与父辈不同的特征：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温饱问题在他们头脑里没什么概念，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最重要的是，他们大多已经没有了安居故土的技能：80%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上不会干农活，38%的人从来没有务农经验。清华大学“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一项针对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区域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也显示，44%的人完全没有务农经历。
为此，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曾表示，对“80后”、“9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可能把他们拒绝于城市之外”，理由有三：其一，这些人中，多数人本身没有地，农地二轮承包时就没有分到土地，根本就无地可种；其二，他们从来就没有种过地，一离开初中或者高中的校门就到城市务工；其三，他们中的多数人出来后就没有想再回去种地。
事实也的确如此。安徽省人大代表的调查还显示，省内超九成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留在城市，57%的被调查者希望在城市定居，而前述清华大学课题组的调查数字为58.4%。
除了没有土地、不会农活的现实制约，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回乡的心理因素更为丰富多样。
小潘来自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目前在北京中关村(6.28,-0.13,-2.03%)鼎好电子大厦一家笔记本电脑专柜工作。已经在北京打拼了8年的他不愿回乡：“现在农村跟我一般年纪的基本都出去了，我要留下来的话连个能说上话的人都没有。”
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小潘如今与城市青年并无二异，与同事讨论的话题都是各种电子产品，衣着基本都是一些品牌的打折款，麦当劳、肯德基对他而言也早已不是“稀罕物”。在村里乡亲的眼中，做派越来越洋气的小潘很“另类”，而每次谈及硬盘、光驱时，乡亲们的一脸茫然也让小潘总觉得他们“啥也不懂”。
此外，回到农村还事关“面子”问题。“在村里，大家都认识，左邻右舍、亲朋好友会互相比较，看谁混得好。我在外面这么多年，要是最后回去种地，就算人家不说啥，我自己脸上也挂不住。”小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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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不易
超六成缺乏归属感
北京是一个令许多打工者向往的地方。2003年就来到这里从事运输的李忠旺说：“现在虽然生活条件好了点，但不知怎么总觉得自己孤零零的，特压抑。”
今年7月5日首届全国农民工社会工作服务创新研讨会上，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赵长保介绍，在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超过六成的人对自己务工的城市缺乏归属感。
炎炎夏日，在朝阳区定福庄东街的一处早餐摊子前，“80后”小夫妻王东(微博)科夫妇正在炸油条。他们2004年来到北京，居住条件多年没有改善。“住在30多平方米的出租房里，除了堆放面粉杂货之外还要存放拉货的三轮车，出入都要侧着身子。”王东科告诉记者。
但是王东科夫妇并不觉得辛苦，因为女儿是他们在城里奋斗的强大动力。但同时，成为留守儿童的女儿也是他们的无奈：“我们回家的时候，女儿都不到我身边来，叫她，她常常躲到她奶奶身后……”
让孩子来到北京，夫妇俩目前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没有北京户口，上学不易。而且把老人接过来照顾孩子，有个头疼脑热在北京也要花不少钱。”王东科说。
“没有合适住房”、“子女入托入学难，费用太高”、“家庭收入偏低”和“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不高”……这是很多农民工的生存写照，王东科的苦恼也正说明，新生代的农民工同样存在这些融入障碍。
同时，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更有维权意识，对工作待遇以及幸福感都有较高的追求，理想与现实产生冲突后，心理上的不被接纳感更为严重。
安徽省团委课题组2010年对全国多个省市调查、于2011年形成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研究报告》中显示，最让新生代农民工难以接受的是，看到城市里的同龄人过着时尚、青春、阳光的生活，而自己则过着清苦、单调枯燥的生活，有36.5%的人感到得不到尊重，37.2%的人出现过痛苦失望，9.7%的人产生过愤怒报复心理。
C
何去何从
城乡两头求解
新生代农民工，应该回乡还是留在城里？这不仅仅是这群年轻人自我意愿的选择，也是城市居民心中的纠结。毕竟，他们在中国城市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方面城市需要他们。
北京“鸟巢”体育场，广州“小蛮腰”电视塔，天津滨海机场……这些建筑的工地上都曾留下他们的身影。“80后”、“90后”农民工正成为城市建设者的主体。随着城市城镇化的脚步加快、城镇规模的扩大，专家也表示城市需要更多劳动力的补充。
同时，农村对劳动力的需求其实减少了。在回应一些人“耕地无人种，粮食没保障”的担忧时，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陆学艺对记者表示，2011年我国农业生产耕地、播种和收获机械化水平已达52.28%，我国粮食也实现“八连增”，“这足以证明以农村现有的劳动力种18亿亩耕地是可以保障我国的粮食供给的。”
“这些转变给农村的劳动力提供了新的就业方向，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可以从土地中走出来。”陆学艺说。
“城市必须放宽胸怀，拆除围墙，欢迎新市民的到来。”在韩长赋看来，拆除围墙的第一步是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
2010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未来要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此外还指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无论是社会融入还是心理融入，需要拆除的“墙”还有很多，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墙”、参与城市公共文化生活的“墙”等。“融入”还有很长一段路，但促进“融入”的措施正在推进。比如新《劳动合同法》从工伤、职业病的鉴定、赔偿等方面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新《社会保险法》规定，基本医疗保险关系随本人转移，解决了新生代农民工因流动性而产生的社会保险转移的问题。
另一方面，新农村建设也需要他们。
“吸引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对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很有必要的。”陆学艺说。同时，“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中国不可能把大部分农民转成城市户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徐小青表示。
不少专家认为，培育和吸引新一代农民经营农业，吸引新生代农民工返乡从事农业活动，国家政策要大力鼓励支持农村培训，才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不会农活、回乡没事干的尴尬。
徐小青还认为，让农民愿意从事农业活动的最好办法就是创造好的农业生产环境，包括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生活环境，拓展农村周边二、三产业的发展。
很多地方已经行动起来，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回乡创业。除了“阳光工程”和“雨露计划”等培训项目之外，2010年河南省还为返乡农民工发放小额担保贷款20.6亿元，共扶持4.8万农民工创业。
“政府要改变创造就业机会‘只找老板’的老观念，可以培养一些小老板，对有技术的返乡农民工给予资金、政策支持。”陆学艺认为河南省的做法是很好的尝试。
在国家政策层面求解的同时，陆学艺表示新生代农民工也应改变旧观念。“白领们逃离北上广其实对新生代农民工也是一个启示。”陆学艺说，“新生代农民工也应该转变就业观念，留在大城市并不一定适合自己，回乡就业未尝不是一个选择。”同时他也强调，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也应付出努力，“认清当前的就业现状，主动提高自身能力，不能等着天上掉馅饼。”
链 接
称谓变迁
“打工仔”、“打工妹”：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设立经济特区，市场经济建设及现代化发展步伐加快，需要大量劳动力，于是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没有城镇户口的农民到城市后与拥有城镇户籍的市民隔着一堵无形的墙，于是城里人习惯把男的叫“打工仔”，女的叫“打工妹”。
“农民工”：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使得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和管理有所松动。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把“农民工”概念写入中央文件，并对全面系统解决相关问题给出指导性意见。
“新生代农民工”：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主要是指“80后”、“90后”的农民工。
“进城务工人员”：进入新世纪(12.08,0.05,0.42%)，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巨大。与此同时，人们对他们的称呼也有了新称谓——“进城务工人员”开始被广泛使用。
政策保障
2005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意见》明确要求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完善劳动合同制度、加强务工农民的职业安全卫生保护并逐步建立务工农民社会保障制度。
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
《意见》是一部以中央政府名义发布、全面系统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指导性文件，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对农民工问题的高度重视。文件涉及农民工工资、就业、技能培训、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公共管理和服务、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土地承包权益等各个方面的政策措施。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
文件指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统筹研究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后城乡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稿件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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