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农民工何去何从？
发表时间：2012年0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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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你想成为怎样的人？这完全取决于你自己。如果你从来都不敢想你要成功，那么你永远都不会成功……关键是，你必须敢想、敢要……
——张彤禾(Leslie T. Chang)所著《工厂女孩》(Factory Girls: Voices from the Heart of Modern China)中的吴春明
这里是深圳一栋大型宿舍楼，每间住着六名打工者。现在是上午11点整，好像刚刚拉响过警报一样，年轻的男男女女忽然一齐出现在各自房间的阳台上，从晾衣绳上取下晾晒的制服，准备去上工。
不同寻常的是，这些制服不是工厂工人的工作服，而是餐馆服务员穿着的那种背心和夹克。
服务业工作在中国年轻打工者中越来越受欢迎，这从晾衣绳上晾晒的制服中可见一斑。但在位于中国南方的制造业中心，为打工者提供最多工作岗位的还是一家家工厂。
两名只穿着睡觉穿的运动短裤的男子（年龄分别为17岁和20岁）说，几个月前他们刚刚来到这里时，根本没考虑过去工厂当工人。年纪大一点的那个说：“一些朋友说，在工厂里做事总是重复一样的事情。工作时间特别长。”
于是，他们都决定去餐馆工作，尽管餐馆给的工资比工厂少20%至25%。住在宿舍楼里的大多数人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难怪楼里的厕所一到上午11点就排队。
在中国各地，服装、制鞋等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工厂主都抱怨说，现在招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其中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在实行了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之后，如今希望进入工厂工作的打工者大军人数逐年减少。在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省份——广东，工人缺口估计有100万。
工厂每年以两位数幅度上涨工资，还承诺为员工庆祝生日，但这些举措并未缓解工人紧缺问题。中国南方许多工厂今年推出了入职奖，这种福利一度是华尔街的专利。在深圳以北一小时车程处的东莞，一个工厂比交通灯还多的城市，皮革厂老板为新入职工人发放每人400至600元人民币的“旅费”，仅为“感谢”他们入职。
工厂主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已耗尽。如今年青一代中，许多人认为当工人没劲，渴望从事服务业甚至白领工作。在这一点上，年青一代与他们的父辈迥然不同。他们的父辈在农村干惯了农活，并不觉得工厂流水线的工作有多枯燥。
在被誉为“世界牛仔裤之都”的中国南方城镇新塘的一家游戏厅里，一名23岁的湖南籍青年曾光（音译）解释自己辞掉在牛仔裤厂缝裤缝工作的原因。曾光穿着一件褪色的T恤，胸前印着一幅米字旗。他在牛仔裤厂的时候，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每个月只能休息一天。后来曾光的家人生病了，老板不准假，于是他辞了职。他说：“我有无数个理由不想在那干下去。”
曾光受过当酒保的培训，尽管当酒保的月工资比牛仔裤厂给的2000元人民币少400元，但他正考虑找份当酒保的工作。他不自然地笑道：“我只不过想找份每天只干8个小时的工作，但我说不出什么样的工作能满足这个愿望。”
因为感到受困于学历不高，曾光后悔自己14岁就不再念书。“我14岁那年父亲死了，母亲改嫁。我不想上学了，搬去跟祖父母住。”他说，“我后悔离开学校。没受过教育，找不到像样的工作。”曾光停下来想了想。“工厂的工作没有用，没有意义。”他最后说，“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什么都没有学到。”
曾光回家待了一个月的时间，照顾祖父母。回来之后，他决心去一家服装厂上班，赚钱付祖父的医药费。他急匆匆地走向一个停车场（很多求职者在那里等候去各工厂的大巴参加面试），边走边说，当酒保的事儿还要再等一年。
曾光的朋友陈金国（音译）今年22岁，在牛仔裤厂缝皮带圈。他想学习，但他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从早上8点到晚上11点，中间只有午餐和晚餐的时间可以休息。陈金国说：“我们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学习。”
在整个中国南方，人力资源经理们和职场心理医生们都说，年轻人换工作的频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Observation)劳动咨询师刘开明说，因为90后频繁离职，中国南方一些工厂每月的人员流动率达到15%。“第一代农民工目标非常明确，他们工作就是为了回村里盖房。”刘开明说，“而新一代农民工觉得在农村没前途。他们来到城市，每天看着电视和报纸上讲的那些发财致富的故事，自己却不名一文。”
然而，在中国南方，许多打工者的梦想很快撞上现实。在新塘一家购物中心外的停车场里，25岁的刘欣江（音译）正在盘货。这是他在这家中式快餐厅工作的第一天。一早上，刘欣江都在为厨师们配料，现在显得很疲惫。
一年前，刘欣江辞去服装厂的工作，与一个朋友在附近的镇里开了一家餐馆。但餐馆后来倒闭了。他在这家中式快餐厅的工资只有2000元人民币，还要付房租，因为跟大多数工厂不一样，餐厅不为员工提供宿舍。刘欣江说，他需要再兼个职。刘欣江说：“服装厂不遵守劳动法（限制加班），但餐厅是大企业，必须守法。”
在深圳郊区的一条小巷里，临近为苹果(Apple)装配iPad和iPhone的富士康工厂(Foxconn)，富士康的员工宿舍下仍悬挂着长长的安全网，看上去像裹尸布一样，令人心有余悸地想起2010年夏天发生在这里的一系列年轻工人跳楼事件。一名24岁的胡姓（音译）年轻人说，他在为微软(Microsoft)生产Xbox游戏机的伟创力(Flextronics)工作了三年半，又在富士康工作了一年，最终觉得规章制度严格的电子加工业不适合自己。
这位年轻人承认，许多工人会羡慕他每个月挣4500元人民币，但他希望从事需要动脑子的工作。他说：“如果你做的工作既有趣又能赚钱，你可能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这是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说的。”
——张彤禾(Leslie T. Chang)所著《工厂女孩》(Factory Girls: Voices from the Heart of Modern China)中的吴春明
这里是深圳一栋大型宿舍楼，每间住着六名打工者。现在是上午11点整，好像刚刚拉响过警报一样，年轻的男男女女忽然一齐出现在各自房间的阳台上，从晾衣绳上取下晾晒的制服，准备去上工。
不同寻常的是，这些制服不是工厂工人的工作服，而是餐馆服务员穿着的那种背心和夹克。
服务业工作在中国年轻打工者中越来越受欢迎，这从晾衣绳上晾晒的制服中可见一斑。但在位于中国南方的制造业中心，为打工者提供最多工作岗位的还是一家家工厂。
两名只穿着睡觉穿的运动短裤的男子（年龄分别为17岁和20岁）说，几个月前他们刚刚来到这里时，根本没考虑过去工厂当工人。年纪大一点的那个说：“一些朋友说，在工厂里做事总是重复一样的事情。工作时间特别长。”
于是，他们都决定去餐馆工作，尽管餐馆给的工资比工厂少20%至25%。住在宿舍楼里的大多数人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难怪楼里的厕所一到上午11点就排队。
在中国各地，服装、制鞋等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工厂主都抱怨说，现在招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其中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在实行了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之后，如今希望进入工厂工作的打工者大军人数逐年减少。在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省份——广东，工人缺口估计有100万。
工厂每年以两位数幅度上涨工资，还承诺为员工庆祝生日，但这些举措并未缓解工人紧缺问题。中国南方许多工厂今年推出了入职奖，这种福利一度是华尔街的专利。在深圳以北一小时车程处的东莞，一个工厂比交通灯还多的城市，皮革厂老板为新入职工人发放每人400至600元人民币的“旅费”，仅为“感谢”他们入职。
工厂主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已耗尽。如今年青一代中，许多人认为当工人没劲，渴望从事服务业甚至白领工作。在这一点上，年青一代与他们的父辈迥然不同。他们的父辈在农村干惯了农活，并不觉得工厂流水线的工作有多枯燥。
在被誉为“世界牛仔裤之都”的中国南方城镇新塘的一家游戏厅里，一名23岁的湖南籍青年曾光（音译）解释自己辞掉在牛仔裤厂缝裤缝工作的原因。曾光穿着一件褪色的T恤，胸前印着一幅米字旗。他在牛仔裤厂的时候，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每个月只能休息一天。后来曾光的家人生病了，老板不准假，于是他辞了职。他说：“我有无数个理由不想在那干下去。”
曾光受过当酒保的培训，尽管当酒保的月工资比牛仔裤厂给的2000元人民币少400元，但他正考虑找份当酒保的工作。他不自然地笑道：“我只不过想找份每天只干8个小时的工作，但我说不出什么样的工作能满足这个愿望。”
因为感到受困于学历不高，曾光后悔自己14岁就不再念书。“我14岁那年父亲死了，母亲改嫁。我不想上学了，搬去跟祖父母住。”他说，“我后悔离开学校。没受过教育，找不到像样的工作。”曾光停下来想了想。“工厂的工作没有用，没有意义。”他最后说，“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什么都没有学到。”
曾光回家待了一个月的时间，照顾祖父母。回来之后，他决心去一家服装厂上班，赚钱付祖父的医药费。他急匆匆地走向一个停车场（很多求职者在那里等候去各工厂的大巴参加面试），边走边说，当酒保的事儿还要再等一年。
曾光的朋友陈金国（音译）今年22岁，在牛仔裤厂缝皮带圈。他想学习，但他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从早上8点到晚上11点，中间只有午餐和晚餐的时间可以休息。陈金国说：“我们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学习。”
在整个中国南方，人力资源经理们和职场心理医生们都说，年轻人换工作的频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Observation)劳动咨询师刘开明说，因为90后频繁离职，中国南方一些工厂每月的人员流动率达到15%。“第一代农民工目标非常明确，他们工作就是为了回村里盖房。”刘开明说，“而新一代农民工觉得在农村没前途。他们来到城市，每天看着电视和报纸上讲的那些发财致富的故事，自己却不名一文。”
然而，在中国南方，许多打工者的梦想很快撞上现实。在新塘一家购物中心外的停车场里，25岁的刘欣江（音译）正在盘货。这是他在这家中式快餐厅工作的第一天。一早上，刘欣江都在为厨师们配料，现在显得很疲惫。
一年前，刘欣江辞去服装厂的工作，与一个朋友在附近的镇里开了一家餐馆。但餐馆后来倒闭了。他在这家中式快餐厅的工资只有2000元人民币，还要付房租，因为跟大多数工厂不一样，餐厅不为员工提供宿舍。刘欣江说，他需要再兼个职。刘欣江说：“服装厂不遵守劳动法（限制加班），但餐厅是大企业，必须守法。”
在深圳郊区的一条小巷里，临近为苹果(Apple)装配iPad和iPhone的富士康工厂(Foxconn)，富士康的员工宿舍下仍悬挂着长长的安全网，看上去像裹尸布一样，令人心有余悸地想起2010年夏天发生在这里的一系列年轻工人跳楼事件。一名24岁的胡姓（音译）年轻人说，他在为微软(Microsoft)生产Xbox游戏机的伟创力(Flextronics)工作了三年半，又在富士康工作了一年，最终觉得规章制度严格的电子加工业不适合自己。
这位年轻人承认，许多工人会羡慕他每个月挣4500元人民币，但他希望从事需要动脑子的工作。他说：“如果你做的工作既有趣又能赚钱，你可能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这是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说的。”
稿件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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